在人間|戰地攝影師“後9·11”20年:美國世貿中心-阿富汗-關塔那摩監獄

在人間|戰地攝影師“後9·11”20年:美國世貿中心-阿富汗-關塔那摩監獄

2021年09月10日 12:23:23
來源:在人間

20年很長,長到足以讓人忘記那一天是什麼感受。回溯20年前,紐約9月的那一天,以及之後的6個月——我前往阿富汗,見證了戰爭早期的模樣;接着又去了古巴,看到了關塔那摩灣監獄。我開着一輛1987年的馬自達,帶着一部手機和一部膠片相機。那裏上網還需要撥號。那年,我的父母健在。

做攝影記者的那些年裏,我去過很多地方:中國、巴爾幹半島、阿富汗、中亞、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然而9·11襲擊發生時,我剛好在紐約家裏。

電話鈴吵醒了我,是我的兄弟Bonlap從密歇根打來的,他説飛機正在撞擊世貿中心雙子塔。我在曼哈頓下東城的公寓裏,可以聽到市區疾行的應急車發出的警報聲。打開電視,除了一個信號微弱、畫面模糊的電台直播外,其他什麼也沒有(廣播天線在世貿大樓的樓頂,當時已經無法運行)。

當時,我還未能預見眼前發生的一切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肯定會是漫長的一天,別指望能很早聯繫到我,”我在出門時跟我的夥伴説道,語氣透露出這只是一個嚴重,但並不至讓人絕望的危機。

我跳上自行車,儘可能快地衝向正在燃燒的雙子塔。我把車子停在了市政府,開始沿着維西街步行到教堂街的拐角處——對面就是世貿大樓了。

我用餘光看到似乎有碎片從北塔上掉下來,背後突然有人驚恐地喊道,“我的天吶,又一個人。”我才意識到這不是碎片,而是一個人,他剛剛在我眼前,從幾百英尺的高處墜下。

■ 世貿中心的南塔倒塌後,一位男士在維西街一座大樓撥電話。

在我剛拍完一卷膠片,正低頭給相機裝卷時,周圍的人們開始尖叫,南塔爆炸了,一團巨大的火焰騰空而起,冒出滾滾濃煙。大樓像是要砸向我們,我和幾個警官、消防員一起跑進了一棟辦公樓的地下室。在接下來無比漫長的幾分鐘裏,我們試圖尋找大樓內的出口,希望能通過出口進入另一條街道——任何一個離南塔樓稍遠一點的地方。

當我們從地下室出來之後,整個世界已經變了樣。

黑暗遮蓋了湛藍的天空,空中瀰漫着濃煙,紙片紛紛揚揚隨風亂飛,聖保羅教堂旁的墓碑落滿灰燼。我的父親當時知道我已衝向了世貿中心,他在唐人街一個咖啡館裏吃早餐的時候,目睹了大樓爆炸的瞬間。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以為我死定了。

■ 在世貿中心南塔倒塌後,從世貿中心逃到百老匯大道上的人人羣,這時,北塔尚未倒塌。

我退了一個街區來到戰俘公園,在那裏,驚魂未定的人們滿身塵土,正準備登上一輛公交車逃離。

然後,我轉身回去。

在百老匯大道和富爾頓街,我聽到一陣低沉的隆隆聲——北塔開始倒塌——我從地鐵口前的樓梯上迅速跑下來,不慎摔了一跤,手掌被劃開,血流不止。我從襯衫上撕下一塊布以作繃帶。然後,我發現地鐵站裏竟然只有我一個人。

煙霧和灰塵在昏暗的燈光下翻騰。時間和空間似乎都混亂了,宇宙也顛倒了。此刻是上午10點28分——距離南塔倒塌已經過去了29分鐘。然而,我已經不知道是過了五分鐘,還是五小時。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我拍攝了筋疲力盡的消防員,他們有人還在絕望地用無線電呼叫同事,但始終沒有迴應。後來,我隨他們從哈德遜河一側來到已成廢墟的南塔,隨他們徒勞地尋找着倖存者。

■ 在西街,精疲力竭的消防員。

我幾乎依靠本能在自動工作,在現場走了一圈。這個地方後來成為了Ground Zero(歸零地,9·11世貿中心遺址)。

我遇到了一個老朋友——記者大衞·羅德(David Rohde),我們一起走了一會兒。儘管我們離大火很近,但卻看不太清。突然,風向改變,我第一次看到了眼前剩下的一切:一塊鋸齒狀的、扭曲的金屬。

大衞轉向我説:“那……是……世貿中心。”

■ 從奧爾巴尼大街的十字路口向下看,沿着華盛頓街的方向,可以看到世貿中心南塔的廢墟 。

■ 消防員站在南塔的廢墟上,按照救火時傳遞水桶的隊形,搜救着倖存者。

■ 遭遇恐怖襲擊後的世貿中心和曼哈頓下城。

■ 2001年9月11日,煙霧中隱約可見世貿中心的殘骸。

2001年的10月7日,9·11事件後不到一個月,美軍向阿富汗塔利班開火。自此又過了一個月,我接到了前往阿富汗北部的任務。

4年前,即1996年,我曾報道過塔利班執政初期的情況。這次是我第三次前往這個國家。

■ 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佔領喀布爾並首次掌權,開啓了對阿富汗長達5年的統治。1996 年 10 月 19 日,在阿富汗喀布爾,塔利班塔利班士兵在達魯拉曼宮附近巡邏。

■ 1996 年 10 月 14 日,塔利班士兵在喀布爾的電影院前燒燬電影膠片。

■ 1996 年 10 月 2 日,阿富汗喀布爾,塔利班士兵在 9 月 27 日佔領首都後聚集在政府大樓外。

■ 1996 年 10 月 2 日,阿富汗喀布爾,在塔利班統治喀布爾的最初幾天,很少有女性冒險出現在公共場所。那些走出家門的女性都穿着罩袍,或其他幾乎覆蓋全身的衣物。

■  1996 年 10 月 3 日,阿富汗喀布爾街頭的坦克和塔利班士兵。

■  1996 年 10 月 24 日,阿富汗沙爾·切什馬要塞,55 歲的 Khairuddin拿着女兒沾滿血跡的罩袍,他女兒和三個兒子在塔利班的火箭襲擊中喪生。

■  1996 年 10 月 22 日,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的主要高速公路上,一個家庭為了逃離戰爭,爬上卡車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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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4日,阿富汗古爾巴哈爾地區,塔利班和馬蘇德的部隊在附近交戰,正在逃離的婦女和孩子。

■  1996 年 10 月 3 日, 阿富汗喀布爾機場,被毀壞的飛機。喀布爾機場是阿富汗幾十年戰爭的殘酷證據,機場周圍的直升機、飛機、軍用雷達裝置和高射炮全都滿身彈孔。

我從肯尼迪機場起飛,飛機在曼哈頓上空轉了個大彎,向大西洋彼岸飛去。在空中仍舊可以看到,煙霧還在從世貿中心倒塌後的巨坑中升起。

■ 2001年11月,在阿富漢北部的馬紮裏沙里夫,法軍和美軍正在修復機場。

我從烏茲別克斯坦的鐵爾米茲(Termez)出發,乘坐烏茲別克的一艘軍艦渡過阿姆河,順利進入阿富汗北部。

曾經親蘇的將軍阿卜杜·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和聖戰指揮官阿塔·穆罕默德·努爾(Atta Mohammed Noor)重新掌權。在美國空軍、特種部隊和法國傘兵的幫助下,他們已經在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擊敗塔利班,確保了馬紮裏沙里夫機場的安全。

在1979年後,長達十年的蘇聯佔領時期(在此期間,美國曾支持反蘇的聖戰者組織),他們曾是敵人。在隨後的內戰中,他們曾是盟友、也是敵人。現在,他們再次結成聯盟。

回到今天,杜斯塔姆在塔利班於今年重掌政權之前,擔任阿富汗軍隊元帥。杜斯塔姆和努爾的兒子,在塔利班再次控制阿富汗後逃離了阿富汗,現在正在進行一項協議談判。

■ 1996 年 10 月 10 日,阿富汗Khinjan地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右,拿着筆)簽署了一份文件,同意組建北方聯盟(或聯合陣線)對抗塔利班。

我第一次見到杜斯塔姆(Dostum)是在1996年的一個會議上,他和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 (Ahmad Shah Massoud)、卡里姆·哈利利 (Karim Khalili)一起組成了北方聯盟對陣塔利班。

北方聯盟的士兵在1997年擊退了塔利班的進攻,並屠殺了數千名塔利班俘虜。因此,塔利班在1998年重新佔領馬紮裏沙里夫時也屠殺了數千名平民和士兵。一批伊朗外交官也在那時被塔利班殺害。在1996年到2001年這5年裏,杜斯塔姆和其他軍閥多次逃離阿富汗又返回,聯盟一邊內鬥,一邊對抗塔利班。

■ 2001年12月,杜斯塔姆(Dostum)在阿富汗的馬紮裏沙里夫市。他是烏茲別克族軍閥,也是對陣塔利班的北方聯盟(或稱“聯合陣線”)的領導人。

現在,他們聯合了美國及其他聯軍。我來到馬紮裏沙里夫,阿富汗的第四大城市,就是為了記錄下這段歷史。

我在11月份抵達阿富汗,戰爭看起來已經差不多要結束了。儘管經歷了這段殘酷的戰爭,這座城市看起來與我上次來時沒有太大不同。那座標誌性的藍色清真寺、伊斯蘭教的聖地、哈茲拉特·阿里的陵墓,仍然像幾個世紀以來一樣接納成羣的白鴿。大多數女性都穿着罩袍——但不是全部。來自德國的空軍班機正在投下美國的軍用和人道主義食品包,希望藉此贏得人心。美軍夾克、睡袋和其他援助物品在市場上低價出售,在戰爭開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它們就進入了黑市。

許多外國士兵在內的、多達5000名塔利班戰士在昆都士(Kunduz)投降,其中約有500人剛在卡拉伊詹吉(Qala-i-Jangi)堡壘的暴力起義中被殺。

我參加了杜斯塔姆組織的一個會議,一些當地的長者和領袖前來為他唱讚歌並懇求援助,杜斯塔姆給他們分發了物資。我問杜斯塔姆他的凱迪拉克怎麼樣了,上次訪問時聽説它是阿富汗唯一的凱迪拉克。他笑着説:“哦,塔利班把它拿走了!”

我還了解到,倖存的塔利班俘虜被關在希比爾甘市(希比爾甘是北部朱茲詹省的首府)西部50英里處的監獄裏,距離杜斯塔姆的住所很近。杜斯塔姆准許記者進去參觀。

■ 2001年12月,幾千個塔利班俘虜被關在希比爾甘監獄的院子裏。

在我第一次去監獄時,我看到集裝箱卡車正送來新的俘虜。有俘虜告訴我們,車上十分擁擠,他們好幾天都沒有食物和水,車內也沒有通過風,已經有至少幾百人在車內死去。我還看到過一些關於就地處決俘虜的報道,有士兵向裝滿囚犯的集裝箱開火。

我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的工作人員進行了交談,他們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幫助戰俘和其家人取得了第一次聯繫。(美國軍方説他們會遵守這些公約,儘管他們拒絕承認其戰俘的合法地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表示,監獄裏人滿為患,衞生狀況不佳,還爆發了痢疾。

■ 2001年12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正在希比爾甘監獄探視塔利班戰俘。

■ 2001年12月6日,阿富汗希比爾甘市,約有3000-4000塔利班士兵被北方聯盟和美軍所俘,他們被囚禁在一個原本容量為800人的老舊監獄裏。

■ 2002年1月2日,阿富汗希比爾甘市,美國陸軍第10山地師的士兵正在登記塔利班囚犯。

幾天後,美國陸軍第10山地師士兵抵達,他們確認囚犯的身份,然後給每個囚犯拍照、採集指紋和DNA。來自14個國家的至少85名囚犯被轉移到坎大哈市,其餘的現在正在接受篩查,然後再決定是否將他們帶去美國收押。

他們允許我拍下這個過程——但不能拍攝他們轉移走的那85名囚犯。我後來想,他們中有的人或許被關在了關塔那摩灣監獄(Guantánamo Bay),那裏於2002年1月11日開始接收美國和國際法範圍之外的 “敵方戰鬥人員”。

*編者注:關塔那摩灣監獄位於古巴東南部,佔地116平方公里。近年來該基地被美軍用於拘留和審訊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捕獲的恐怖活動嫌疑人和戰俘。此地因是租借的古巴領土,法理上受刑人的權利不受聯邦法律保護與監管。整個拘留營區是由D營(Camp Delta)、鬣鱗蜥營(Camp Iguana)與X營(Camp X-Ray)等三個營區組成。負責營區運作的單位是關塔那摩聯合特遣部隊(Joint Task Force Guantanamo,JTF-GTMO)

■ 2002年1月,與美國結盟的北方聯盟對抗塔利班展開軍事行動。

醫生促進人權協會(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後來在拉伊利沙漠(Dasht-i-Leili)附近發現亂葬坑,調查證實此地曾發生過大屠殺。屠殺發生時,作為阿富汗的盟友,美國特種部隊和其他美軍小組要麼在現場,要麼就在距離不遠的地方。

這是一起重大的戰爭犯罪,儘管有大量的相關報道,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曾在2009年承諾對此進行調查,但至今沒有公佈任何調查報告。

■ 2002年1月,阿富汗薩朗隧道的北入口。

薩朗隧道由蘇聯於20世紀60年代建造,它穿過興都庫什山脈,是連接阿富汗南北的唯一通道。隧道在戰鬥中受損,暫僅能供行人步行通過。

■ 2002年1月,阿富汗巴爾赫,一名北方聯名士兵在和塔利班的戰鬥中受傷。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我遊走在阿富汗北部,目睹了一系列混亂的衝突和戰鬥:

有時是北方聯盟或者塔利班的內鬥,有時是北方聯盟和塔利班的衝突。

他們似乎急於清算舊賬。

有一次,我看到兩支北方聯盟軍在搶佔營地,因為那裏有美軍緊急撤退後留下來的裝備。另一次,我看到平民在美軍空襲中受傷。和現在一樣,當時塔利班往往也不是依靠軍事力量取勝,而是藉助於從前組織中叛逃出來的新成員。而塔利班在2001年2月份的潰敗,也是因為他們被曾經的擁護者拋棄。

對於一個外國記者來説,很難理解他們的忠誠所呈現的複雜性。

多年後,一直浮現在我腦海中的,是我與一位年輕的阿富汗翻譯之間的對話,他大概率是通過自學,從外國救援人員和記者那裏獲得了工作機會。

外國記者都住在馬紮裏沙里夫市唯一的一家賓館,這是一座位於市中心的七層建築。有一天,我們在酒店的屋頂上,定位我們的衞星電話和撥號上網設備。

“這是馬紮裏最高的建築物之一。我以前從未到過這裏,”這個我已經不記得名字的翻譯,對我和我的同事説道:“街上的人,看起來好小。”

■ 2002年1月,阿富汗馬紮裏沙里夫,在市區裏俯瞰哈茲拉特·阿里陵墓,這是阿富汗最大的藍色清真寺。

往下看,藍色清真寺就在眼前,非常美麗。他問我,“所以,你們來到這裏,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開戰,是因為紐約的高樓被毀了,對嗎?”

“是的,沒錯,”我們回答。

“那些建築,”他繼續説道,“那些被毀的建築……它們就像這家酒店一樣高嗎?”

幾個月後,在2002年的3月份,我和一些記者被邀請前往關塔那摩灣監獄,當時執政的布什政府堅稱,這裏關押着最危險的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戰俘。

遵照指示,我匆匆前往波多黎各的羅斯福路海軍基地,並在午夜時分順利抵達。在基地門前的長椅上,我睡了一覺,直到黎明時分乘坐軍方包租的客機前往古巴,這家客機飛機外觀上還保留着泛美航空公司(Pan Am Airlines)的圖案。

海軍把我們安置在一個汽車旅館式的大樓裏,公共事務官員被指派為我們的看護人。我們被告知,未來兩天的行程將會很緊湊。

■ 2002年3月,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的X射線營地。

■ 2002年3月,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囚犯到達這裏後,都會被髮放洗漱用品和一套橘色連體服。

■ 2002年3月,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一名看守囚犯的聯合特遣部隊 (JTF) 160 駐軍士兵,和一個承包商。他們所在的渡船連接着美軍基地的東西兩側。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每個囚犯將會被分配到的物品,包括在不久的將來臭名昭著的橘色連體服。我們也見到了麥當勞和烤雞店——正如我在世界各地的美國軍事基地中所觀察到的,軍方試圖讓士兵有家的感覺。我們與牙買加民工交談,他們的時薪是4美元,低於聯邦最低工資5.15美元。

穆斯林牧師、海軍陸戰隊中尉阿布海納·穆罕默德·賽福爾·伊斯蘭(Abuhena Mohammad Saiful-Islam),談到如何滿足囚犯的精神需求。而海軍陸戰隊准將指揮官邁克爾·萊納特(Michael Lehnert)表示,自己致力於為囚犯提供人道的待遇。

但是,我們採訪到的只是假象,而非現實。我們曾以為接受採訪關塔那摩灣監獄的邀請,會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

在我們旅館旁邊的加勒比海灘上,一個原始的、沒有被人類開發和污染的海灘,我們反思了這個十分諷刺的事實。後來,我們遊説他們,想爭取更多的採訪權限——以失敗告終。

因此,我們幾乎沒有機會看到X營(Camp X-Ray),這個拘留營最初是為了安置古巴的尋求庇護者而建造的,現在被重新啓用於全球反恐戰爭。

我們被擋在300英尺之外,只能遠遠地看到鐵絲網後有穿着橘色連體服的人。軍方不讓我們看到任何真實的生活區或公共區域,更不用説近距離觀察他們,或是與囚犯交談。

■ 海軍陸戰隊士兵駕駛的大巴車上貼着一張照片,照片中的人戴着的頭巾上寫着“去死吧,美國”。圖片下面寫着幾行小字: 這種威脅表明了傷害我們的能力和意圖 / 不要讓他輕易實現他的使命 / 踐行良好的作戰保密原則。

■ 2002年3月, 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看守囚犯的聯合特遣部隊(JTF)士兵。

後來的幾年裏,許多令人心痛的細節被曝出:因為被關押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囚犯始終不允許與家人、律師和記者接觸,他們進行絕食,後被強制餵食、或施以酷刑。

在高峯時期,多達675名囚犯被關押在這裏。

2009年,前總統奧巴馬在上任的第三天簽署了一項命令,關塔那摩灣監獄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關閉,並且不晚於本命令發佈之日起一年”。其中有一個計劃是在曼哈頓下城對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進行審判,他被指控為9·11事件的主謀。法院就在世貿大樓遺址以東不遠。但這一切都沒有成為現實。

今天,在9月11日襲擊事件發生20年後,39名囚犯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灣監獄——他們至今仍未受到審判。

“即使在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早期,我也越來越相信,許多囚犯一開始就不該被送來。”退役的將軍邁克爾·萊納特(Michael Lehnert)曾擔任第一任指揮官並負責監督該監獄的建設。他在2013年的《底特律自由新聞報》上寫道:"他們並不能提供什麼有價值的情報,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將他們與戰爭罪行聯繫起來。如今,對許多囚犯(如果不是大多數)來説,情況依舊……是時候關閉這個監獄了。”

■ 2002年3月,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的X營,鐵絲網背後是身穿橘色囚衣的囚犯在禱告。

20年很漫長。

2021年,阿富汗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18歲。8月26日,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的一場自殺式襲擊中,有180人喪生,其中包括年僅20歲的海軍陸戰隊下士麥凱倫(Rylee McCollum)。他在9·11襲擊當日,還只是個嬰孩。

即使美國在阿富汗發動的戰爭最終在恥辱和解脱中收場,喀布爾和其他十幾個地區仍處在持續不斷的衝突中。

我有時候會對自己拍的照片有種陌生感。膠片和資料樣片上有以前編輯時留下的油筆印,那些手寫或是機打的印記所標記出的人和地點,有時會讓我抬頭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那些細節。

然而,這些令人震驚的場景,電光石火間,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