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一個上不了庭的聾人律師,正在為2700萬人發聲

在人間|一個上不了庭的聾人律師,正在為2700萬人發聲

2021年09月17日 15:19:58
來源:在人間

在人間|一個上不了庭的聾人律師,正在為2700萬人發聲

關於聽力障礙者數量的官方統計已是14年前。2007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我國聽力殘疾人達2780萬,其中單項聽力殘疾2004萬。

2020年底,這2700餘萬聽力殘疾人中出現了首位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通過者,中國有了第一位“聾人準律師”。

為何在我國律師資格考試製度確立35年後,2000萬聽力殘疾人才出現第一位“準律師”?這個拓荒者為何又是譚婷?

蘋果、土豆、瀘沽湖,譚婷如此簡潔地介紹家鄉大涼山鹽源縣。

前兩者植根於她的成長記憶,她曾與父母一道播種、覆土、施肥、收穫;後者,她要到很多年後才親身前往。

讓她津津樂道的回憶是每年的火把節。入夜,她和小夥伴們每人拿上一束火把,在街巷裏奔跑。行至一片空地,所有火把集合為一團篝火,大人們與孩童一起圍火而舞。

譚婷或許比很多先天聽力殘疾者都幸運,至今,她的腦中保存着關於聲音的記憶,她記得敲桌子的聲音、物體撞擊的聲音、親人説話的聲音,甚至家鄉方言四川話裏“曉得”“要得”的發音。

她的聲音記憶斷裂於8歲時。

那一年,她與表哥幾乎同時患上中耳炎。表哥在醫院裏輸了好幾天的液都不見好轉,父母便聽信鄰居的推薦,去了花費更少、能更快見效的私人診所。

經營診所的是當地某醫院的醫生。他在譚婷耳後扎針,耳部腫塊一天就得以消腫,全家喜出望外。可睡了一覺後,譚婷發覺聽力變得模糊。

於是,譚婷又被帶去診所。醫生用銀針給她紮了耳朵、手、腿。可沒用,她的聽力徹底消失了。而這時,表哥已出院,完全恢復了健康。

父母一邊懊悔,一邊向當地管理部門狀告該診所。所有求助投訴都杳無音訊,父母只能拿出有限的積蓄帶着女兒奔走各地看病。但窮盡各種方法,譚婷的聽力沒再回來。

她成為了一個聽力障礙者,鄰居眼中的“聾子”。多年後,她才發現包括丈夫賈毅在內的不少同學朋友都因不當治療或錯誤用藥而致聾。

在人類社會早期,“聾”和殘疾被歸因為鬼神附身或是因果報應。在譚婷生活的山村裏,“聾”讓譚婷成為這個村莊的異類,他們選擇與她保持距離。

父母深深自責於錯誤的就醫選擇時,女兒繼續就學的機會也自此被剝奪。之前就讀的學校不招收聽障學生,他們也不知有特殊學校。

譚婷要適應全然陌生的無聲世界,要適應每天父母去幹活、弟弟去上學後的孤寂,要適應拿着新華字典學漢字而不得法時的煩悶。

譚婷一次次地向母親提出還想上學,母親也深知女兒的失聰與自己有限的認知水平和文化知識有關。於是,在譚婷輟學五年後,當全家得知西昌有接收聾兒的特殊教育學校,母親堅決支持女兒繼續接受教育。

一個暑假,譚婷從學校回到家中。不識字的母親把她拉到一邊,第一次沒有藉由丈夫的“翻譯”,實現了女兒失聰後母女的直接“對話”。這一年裏,以雜工為生的母親看電視認字幕,每天向丈夫求教文字的書寫,終於有此成果。看着母親在紙上寫下歪扭飛舞的字,譚婷又詫異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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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語裏,兩手拱起相疊以似重山,右手掌拍擊左手背兩下,代表“重慶”;一手平攤一手揉捏模擬揉糌粑的動作,代表“西藏”。但不是所有的名詞都有如此具象的手語指向,還有更多詞語並未收入手語的詞彙表中,需依靠多個詞語解釋。

剛剛進入特殊教育學校時,譚婷每天都茫然地看着同學手舞足蹈。她不懂手語,也不懂這裏的人際交往法則。

在普通學校裏,發現同學偷吃自己課桌上的食物時,對方會非常羞愧;而在這裏,如果當面揭穿對方,對方會氣急敗壞,甚至出手打人。

譚婷後來的“師父”、引路人唐帥將聽力障礙者的認知哲學稱為“螞蟻的世界觀”。他認為,聽力的缺失使聽障者無法獲取語意背後潛藏的信息,加之手語表達多由斷裂倒置的主謂賓語構成,讓多數聽障者的價值觀非黑即白、非善即惡,情感表達直接熱烈。

在西昌、樂山接受中小學教育中,譚婷沒有特別親近的同學。除了假期回家,她走進聽人(聽障人士對擁有健康正常聽力者的稱呼)世界的時間非常有限。每週,有購物需求的同學需提前向老師報名,老師會組織獲准出校的學生前往超市,在一小時內依次排隊購物,再一同回到學校。

她總是吃不飽。在食堂快速吃完一飯兩菜後,譚婷會立即再去排隊,但多數時候餐食幾無剩餘。

這對譚婷來説,是一個自聽人世界踏入聾人世界的漫長適應時期,她已脱離聽人的世界,又尚未走入聾人的圈子,成為了兩個羣體的“局外人”。

但她無暇顧及太多,她太需要時間學習。她要追趕因輟學而落下的進度,想盡可能與過往同學保持接近的智識。而當她展開書本時發現,自己初一的課本內容僅相當於聽人同學課程難度的小學中等年級。

一位從事了特殊教育22年的教師告訴我,譚婷的成長時期正是我國特殊教育的野蠻生長階段,全國各地學制不同、教學質量參差不齊、使用的教材難易差距極大,因為學校數量有限,教育過程中缺少考查教育成果的教育督導手段與硬指標。近年來,全國統一的特殊教育教材逐漸投入使用,但目前也僅更新至小學低年級。

譚婷在這樣的背景下咬牙向前。到高中時,整個年級僅剩四人。在他們面前,可報考的高等學校並不多,本科院校僅數所。高考後,譚婷考入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專業,成為高中所在年級唯一的本科生。

2013年,在報考兩所高校(目前聾人高等學校招生多采取單獨命題、單獨考試)時,賈毅留意到同在考場的譚婷。後來,兩人成為同學,在大一確認了戀愛關係。

賈毅在兩歲時因抗生素使用不當失聰。小學四年級時,在他的要求下,母親帶他自重慶市一遠城區的特殊教育學校轉去了主城區的學校。

新學校的教材與他之前就讀學校的教材差異很大,教材內容淺顯、詞彙量少、表達偏口語。但幸運的是,學校獲贈了一批計算機,賈毅憑藉計算機成績的優勢,最終拿到大學的入場券。

而在他就讀的第一所學校裏,同班同學讀完小學階段便全都中斷了教育。

按原有的計劃,譚婷與賈毅的最優職業方向是成為一位特教老師。但一個陌生人的出現,改變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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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機與聽人交流

在十分鐘內,唐帥先後接到三個案件當事人的電話。他一邊抽煙,一邊嚼檳榔。

2017年,這位“中國手語律師第一人”將自己推到了情緒的最低谷。他在兩種極端的感情中跳躍——一面是為聾人解決一樁樁法律疑難的成就感,一面是獨自面對一個龐大羣體的無力感。

唐帥的父母都是聾啞人。為了讓他的成長不受影響,父母把他送到了外婆家。四歲時,父親因突發闌尾炎入院。看着父親疼得打滾卻無法向醫生道明自己的病情,唐帥決定在父母的福利廠偷偷學手語。

200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唐帥參與了一宗聾啞人刑事案件的翻譯工作。此後,他頻繁協助公檢法溝通處理聾人刑事案件。這一工作機會激發唐帥自考法律專業,並通過司法考成,獲得法律執業資格證書,成為了一名專職律師。

聾人的案件收費低廉,接得越多,虧得越多。但唐帥停不下來,從自己的父母、從接待的一個個聾人當事人,他無時不體會着聾人們面臨的就醫、就學、法律維權等各層面的結構性困境。

法律意識淡薄、方言手語交流有障,讓聾人常常在訴訟中處於弱勢。唐帥曾多次向媒體講述一樁案件。案件中,一個聾人女孩被起訴後,其母親向唐帥求助,堅持認為女兒是冤枉的。唐帥調取錄像時,看到女孩用手語比劃的是“我沒偷,我絕對沒偷”,而證據資料卻寫着“我承認,我盜竊了,我偷了一個手機”。

被推為全國典型時,唐帥猶豫了很久,不願接受。他無意出名,只想過簡單的律師生活,但最終“替聾啞人發聲”的初衷戰勝了他的猶豫。

他被央視等媒體稱為全國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手語律師”,被評為“CCTV年度法治人物”等稱號。高峯時,他在十個月內接受了300餘家媒體的採訪。

那時,國內幾乎沒有手語律師。1個手語律師面對着2700萬聾人,他有時會想,作為面積最大的直轄市,他所生活的重慶市也不過3000萬人口。一個城市容量的人壓在他的肩上,他患上了抑鬱症。

他嘗試過招聘高校的法律專業聾人學生,卻得知沒有高校法律專業招收聾人,也沒有直接為聾啞人提供法律手語服務的相關專業學生。他還曾出資讓律所律師花費半年時間學習手語,但收穫甚微,沒有聾人思維與應用語境,他們很難真正掌握手語。

唐帥開始整夜甚至幾天幾夜睡不着覺。在一個焦慮的夜晚,他刷手機看到講述香港迴歸的紀錄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基本國策讓他茅塞頓開——聾人當然更懂聾人,為什麼不培養聾人律師直接服務聾人?

這個開創性的“實驗”讓他激動不已。任憑周遭人如何勸他,他決心不呼不喊,只顧成為耕種聾人律師田地裏的推土機。

在中州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副院長孟繁玲主編的《聾人與社會》裏,講到這樣一個故事。

某高校特殊教育學院首屆聾人大學生畢業前夕,聾人們重複着一個問題:大學把我們招進來, 準備給我們什麼樣的工作?學院在聾人畢業生中開展討論:“你認為給你一個什麼樣的工作、多少報酬合適?”

其中,超過70%的同學希望到聾校做老師,但當得知做老師需考取教師資格證時,多數學生表示還是願意找份普通工作。

看過一個個朋友師兄的人生路徑後,當特教老師和進工廠當工人幾乎是譚婷和賈毅對聾人職業的全部想象。

各聾人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同樣顯示着聾人可選擇職業的限度——在特教之外,所有學校的專業基本圍繞計算機科學與藝術設計展開,設有裝潢藝術設計、計算機應用技術、服裝設計、動畫設計、攝影、繪畫等專業。

因此,看到唐帥向聾人畢業生髮布律師助理的招聘時,譚婷有些喜出望外,在她的鼓勵下,賈毅與她一同投遞了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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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婷與賈毅在家學習

唐帥回憶,譚婷在面試的求職者中並不突出,相比她的徹底失聰,另外幾位入選者帶上助聽器都可一定程度聽到聲音。

五位法律助理同步起跑,開始了一場向國家司法考試進發的馬拉松。

這項通過率僅為10%的考試,對聾人更大的難度在於常識的理解。法律案例涉及一個人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但聽人的常識正是聾人的盲區。單單一個名詞“法人”,都讓譚婷花費了幾天去理解。

她每天從早上六點學習到夜裏10點,一條學習視頻她無限循環進度條,反覆琢磨。因為壓力或家庭原因,夥伴中有人一個月就放棄了,也有人堅持了一年也放棄了,來來去去30個先後進入賽場,又一一選擇離去。

譚婷仍站在賽道上。2018年,她差了10分;2019年,差4分。

她身後的唐帥也頂着看不見的壓力。在接賠本的聾人案件的同時,他每月還為並不帶來直接利益的聾人助理支付薪水。長年累月,他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律所的辦公場所都被銀行作為抵押貸款。

但他沒有遲疑過,堅信會等到那個“第一人”。他告訴譚婷,“你想考到什麼時候,我就支持你到什麼時候”。

2020年,考試在即,譚婷的母親被診患癌,在大學時她的父親同樣因患癌離世。母親的生病牽絆着譚婷。唐帥組織同事為譚婷母親捐款,一邊敦促着譚婷在困局中堅持。

這一次,譚婷通過了考試。母親等到了她通過的消息,卻沒能看到她做律師的樣子。

對譚婷和所有聾人來説,他們進一步破除了職業的單一想象;對唐帥來説,他的“實驗田”有了階段性的果實,聾人的法律荒地冒出了第一棵新綠。

譚婷,唐帥,賈毅,譚婷的母親,曾經的同跑者,終於等到了這個結論:“聾人是可以學法律的”。

通過了嚴苛的司法考試,並不意味着能開庭辯護。無法聽到庭上法官與其他辯護人的言語,使譚婷或許會成為中國40餘萬執業律師裏唯一不能上庭的律師。

但早在進入唐帥的重慶華代律師事務所前,她與唐帥就達成了共識——她是為普法而生的。

已從業十年的唐帥告訴譚婷,律師的工作兩成在庭上,八成在庭下。如果她能讓更多聾人擁有健全的法律知識與維權意識,將極大程度地減少聾人陷入法律困境的概率。

初入律所時,譚婷常與同事高冬梅合作,處理聾人當事人的詐騙案、離婚案。譚婷逐漸意識到,多數聾人不知道如何辦理結婚離婚,更無法釐清法官、檢察官與律師的區別。有時,當事人哭,譚婷也在一旁抹淚。

很多聾人使用的是借用手勢、表情傳達意思的自然手語,譚婷需要不斷向對方追問、確認。她再將大意寫在紙上,高冬梅用筆繼續寫下更多提問。有時,一次諮詢她們得寫下十幾頁紙。

為了讓工作更順暢,譚婷追趕彌補起自己的説話技能。除了簡短不明的詞語,多年來,她已鮮少使用自己的聲帶。當重新練習説話時,她感覺“喉嚨不是自己的了”。她説得很慢,很大聲。藉助手機語音識別軟件,她得以知道自己的發音是否準確。

到今年,她的語言表達已順暢流利許多。她可以迅速以話語轉述聾人當事人的話,並通過語音識別軟件知曉高冬梅等聽人同事的話。

她走進社區,為聾人開設普法講座;走進大學,義務教授手語課程;在短視頻平台開通了賬號,發佈自制普法視頻,線上一對一為聾人提供法律諮詢,解決法律問題。

她曾經是聽人、聾人兩個羣體的“局外人”,如今,她成為了兩個羣體的橋樑。

而對唐帥來説,譚婷的“標杆效應”已顯現。2021年1月,他與西南政法大學合作開設了“卓越公共法律服務人才實驗班”,着力培養既懂法律又懂手語的複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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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傳授手語知識

更隱祕的收穫,是譚婷、賈毅帶給他的情感衝擊。

他曾問過同在律所工作的賈毅,為什麼不與譚婷一同參與司法考試?賈毅回答,想為譚婷做好後勤,讓她一心一意備考,“自己不是學習的料”。但實際上,賈毅在大學時也曾是一等獎學金的獲得者。

他們在大一時相遇相戀。彼時,譚婷剛剛結束封閉的高中生活,賈毅帶她遊逛學校周邊,領她去南山植物園,一同參加學校各類活動,去往就在譚婷家鄉、她卻從未去過的瀘沽湖。

因為心疼父母,譚婷總是應付着一日三餐。不吃早飯,中飯簡單解決,晚飯吃上幾個饅頭。這樣的飲食習慣,讓她常常生病。相戀後,賈毅總是堅持給她買早餐,並督促她按時吃飯。

去參加殘疾人田徑大賽訓練時,賈毅每天會得到一盒牛奶。他不捨得喝,訓練結束後,一瓶不落地提回了學校,全給了譚婷。比賽獲得的獎金,賈毅給譚婷買了一雙550元的運動鞋,換下了她幾十塊的舊布鞋。這是譚婷擁有的第一雙價格如此高昂的運動鞋,讓她“舒服得不習慣”。

他們的出現,讓唐帥相信,祛除對聾人應被矯正、被憐憫、被救助的陳舊視角是可能也應該的。

週五下午,臨近下班時刻,賈毅為譚婷的水杯加滿水,他們起身站在各自的座位,與另外兩位聽障同事隔空用手語對話,相約一同下班。

走到寫字樓大廳時,他們先後遇到一位同事和一個片區快遞員。大家用手語熱絡問候後,然後彼此告別。他們離開後,同事與快遞員相遇,自然地開口對話。

同事因為工作需要學會了手語,快遞員因為好奇,同樣開始學習手語。於是,有聲者與無聲者有了更親近的交往。

坐上重慶地鐵2號線,一個聾人在線上求助。賈毅立即幫譚婷舉起手機,方便她快速開始手語動作。在雙方互相比出大拇指與ok的手型後,線上諮詢結束。

在這條已運行了17年的列車上,四人隔着過道用手語對話。窗外,山城鱗次櫛比的建築快速後退,嘉陵江在雨季後已昏黃渾濁。

他們的純粹、熱烈、活力,在陳舊的車廂裏熠熠發光。

過去,他們總是寂寂無聲,如今,希望他們被更多人“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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